更“棒”的人生，从一块场地开始
夕阳西下，燕军在棒球场上
梦想之地
多年之后，站在北京海淀区宝莲体育公园棒球场外，燕军还能清楚地记得决定要修建棒球场的那个下午。
“坐在草坪上看日落，那真是漂亮，能在这样的环境打球，太享受了。”作为北京达阵棒球运动发展有限公司公董事长，2012年燕军先在北京顺义找到了属于棒球的“梦想之地”，燕军将它命名为“达阵顺义棒球庄园”。
达阵顺义棒球庄园
顺义的场地大大小小加起来共有6块：4块是标准大小的棒垒球场，2块是青少年棒球场，周末可以同时容纳20多支球队打比赛。除了举办自有的比赛，如“星期日慢投垒球公开赛”，燕军的场地还承办了不少学校和公司的棒球比赛。
2014年，棒球庄园承办了北京市阳光体育棒垒球比赛。燕军回忆道，孩子们到了场地都非常兴奋，他们练习了两三年，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棒球场上打过球，“孩子们眼里都泛着光。他们在草地上打滚、抓红土，能感觉到他们对棒球是真的热爱。”燕军说，“同时我也很感慨，那么久才第一次上真球场。”
投身棒球之前，燕军从事农商工作，对土地的熟悉，让他对场地格外重视。燕军说：“我感觉还是要有正式场地，无论是对青少年，还是对社会棒球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没接触过棒球的人，要给他们提供条件尽可能好的球场，感受真正的棒球。”
高峰期时，一年在棒球庄园打比赛的各种队伍多达80多支
在顺义这块场地上，燕军做过粗略的统计，2017年高峰期时，到棒球庄园打比赛的各种队伍能有80多支，但是到了2018年、2019年，队伍数量下滑到30多支。“主要是成年人球队在减少，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稳定的场地，所以队伍也不稳定。”燕军说。
球场如田地，土壤肥沃，庄稼才能有收获。但就在2019年，顺义场地由于土地性质的原因无法再继续经营下去了……
燕军很快在海淀宝莲体育公园和平谷区两处找到场地填补“空缺”。宝莲体育公园的用地属于体育性质，而且处于闲置状态，“荒草长得都快和人一样高了”。燕军打算把它改造成一块棒球场。但公园管理方有言在先：“暂时给你打棒球是没问题，但是一旦土地所有者说这块地要开发了，你就得无条件退出。”燕军二话没说答应了。
宝莲城市棒垒球场
2019年5月开始，经过40天的奋战，“宝莲城市棒垒球场”建成。虽然场地只有一块，没有标准棒球场那么大规模，但也做到了内野和外野兼具，可以满足训练、比赛要求。“红土是夜里派专车拉进来的，因为白天大车不能进城。人也很亢奋，一天睡两三个小时也没觉得困和累。”燕军说。
辛苦很快有了回报，棒球场很受欢迎，利用率非常高。据燕军介绍，周末从早上8点一直到天黑，最多可以打三场比赛，平日还有四到五家社会棒球培训机构进驻。更有意思的是，棒球场的开张带火了周边的“体育经济”：每到周末停车场能增加四五千元停车费，周边的小饭馆也能增加一万元左右的流水。能为体育公园带来人气，公园管理方也乐见其成。
宝莲城市棒垒球场曾经颇受棒球爱好者欢迎
地处北京市内，交通便利，这是宝莲球场的优势，但同时这里也有个“致命”的缺点，成为最终不得不关闭的主要原因。球场开始投入使用后不久就接到投诉——噪音太大影响到了附近居民，此后燕军还接到扬尘、荒草、垃圾处理等各种投诉，环保、土地、城管等不同部门工作人员来球场了解情况，燕军也积极配合进行了处理和整改，但最终还是没有与附近居民达成谅解。“我们想和居民面对面对话，但是由于保护制度，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直接的、真实的诉求是什么。”燕军说。
宝莲城市棒垒球场举行比赛
投诉多则一周三四次，少则一周一次，公园管理方也感觉到了压力，再加上疫情影响，到今年10月，宝莲球场使用不到一年，最终还是关门了。
“那些在我这训练的棒球俱乐部，有的现在还没找到场地呢。”说这话时，球场内外的荒草又颇具规模了。
场地即仪式
烈光少棒创始人张宁庆幸自己动手早。今年暑期前后，他就开始为场地筹谋，等到9月开学已经定下了两块训练场地：一块是5人制的足球场，另一块是标准足球场。“如果等到疫情稳定后再开始租场地，早就被别人抢走了。”张宁说。
烈光少棒成立于2014年。创业之初，张宁打算走社会招生的路线，这就意味着要自己找场地。最开始是“蹭用”中央美术学院的体育场，由于学员不多，有个小角落就能练习。但随着学员人数增加，场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张宁说：“别人用了，我们就要挪地方，有场地就训练，没场地就改期，这样我们没法和家长交待，所以场地必须要有保障。”
棒球培训现场
公园的小足球场、学校的体育场等张宁都曾租用过。现在的市场行情是，小场每小时400元至700元不等，大场每小时900元。整个场地费用占公司所有成本的10%左右。在张宁看来，场地费用成本不是主要问题，关键的是场地太少，而且供给不稳定，“不是突然说不租了，就是单方面要涨价。而培训机构一般只能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张宁在棒球培训中
2017年的一次经历让张宁记忆犹新。他偶然在手机上看到一则棒球培训广告，作为同业者自然比较留意，猛然间发现对方的训练场地和自己正在租用的场地一样，而且时间完全重合。张宁连忙联系场地方询问情况。
原来另一家培训机构托关系来租场地，于是场地方就擅自变更，将更小、位置条件更不好的场地替换给了烈光。张宁回忆说：“沟通时对方态度十分蛮横，说‘有的用就是给你们面子了，就不要挑三拣四了’。”
咽不下这口气的张宁决定捍卫自己的权利，经过一番“折腾”，最终保住了原来的场地，场地方还主动打电话试图缓和一下关系，“那是晚上吃饭的时间，刚好我喝了几杯酒，于是借着酒劲把对方骂了一顿。”张宁说。
张宁在棒球培训中
第二天，张宁觉得自己也有点冲动，同时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要把维护场地关系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今年受疫情影响，张宁能够比较顺利找到场地，也是长期和多家场地方保持良好关系的结果。
场地之所以如此重要，在张宁看来，“每项运动都有自己特点和文化，有场地才可以展示，能够吸引人们走进这项运动。”
每次训练，张宁都会对场地进行一番布置，除了球桶、球棒、手套、打击网、垒包等之外，还有海报、道旗等装饰品。无论天气如何，都会有一个前台，陈列着俱乐部制作的周边文化产品，有棒球、贴纸、展示俱乐部训练比赛的相册等等，方便大家了解俱乐部和棒球运动。
每次训练结束，烈光少棒都会有列队致谢的环节：“感谢场地、感谢教练、感谢家长、感谢队友”。场地，排在第一。
烈光少棒训练现场
其实，从技术训练角度出发，并不是每次训练都要在“高大上”的场地才能完成，对着墙壁，一块空地、甚至在自己家里都可以进行练习，为什么非得有个棒球场才行？
“有场地就会有仪式感，面对着草坪、垒包、整齐队服的队友，内心就会升腾出对这个项目的认同，充满骄傲。”张宁说。
一生的陪伴
对于今年13岁的董悦锋来说，棒球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的。在卧室里挥毛巾（投球练习）；躺在床上朝天花板练习拨球（用手指熟悉球性）。“看着球线有规律的旋转，莫名地感到满足。”董悦锋说。
董悦锋幼时挥棒的身姿
董悦锋身高1米76，体重190斤，自嘲是“圆鼓鼓的胖子”，从小就被认为与体育无缘，这一点在跆拳道、足球项目的尝试过程中似乎得到了证明。所以6岁那年，当发现自己很适合打棒球时，就不是重拾了运动自信这么简单，用他的话说，是找到一种信仰——绝不辜负的那种。
这与棒球的运动特点有关。场上九个位置，分工不同，对球员的要求也不一样。作为场上的防守核心和指挥中枢——捕手，这一位置要求球员拥有良好和视野和大局观，一直比同龄人高大强壮的董悦锋这时候就显出身材优势了，也正是因为长期担任捕手位置，董悦锋比其他位置的球员更加接近场地——捕手总是要蹲着的。
董悦锋（左一）在场上担任捕手
说起训练场地，董悦锋经历不少。小学时，平日在学校场地，周末在朝阳体育中心，到了初中，自己就读的学校没有场地，就得去别的学校，平日和周末还不一样；到了寒暑假可能又得另找其他场地。“尽管事先得到同意，但为了方便进入其他学校，还得特意换上那个学校的校服。”董悦锋说。
众多场地中，最有感情的就是朝阳体育中心。这里有着北京为数不多的一块棒球场，也是董悦锋训练时间最长的场地。在这块场地，董悦锋打出了棒球生涯的第一次全垒打，“我高兴得连跑垒都不会了”，尽管那是一场非常普通的友谊赛。
在场边供球员休息、整理装备的“更衣室”，董悦锋也是话语权掌控者。各种棒球赛事，各种球员数据，各种局面该如何处理，他如数家珍，直到全场安静，小伙伴们再也跟不上他的节奏时，董悦锋才会停止说话。
7年棒球训练，朝体见证了董悦锋的成长。今年9月，由于朝体中心需要改造重建，董悦锋不得不与棒球场暂时告别，改造后的棒球场是否保留，不得而知。因此，董悦锋特意去了一趟棒球场，他说：“是去感谢，感谢它的陪伴。”
董悦锋在朋友圈发文，深情怀念朝体棒球场
为了心爱的棒球，董悦锋在自己的写的《致棒球》一文这样说道：“进了球场，仿佛回了另一个家。短短七年，你让我变得自信，变得开朗。我离不开你，后面还有无数个七年等着我们，我会努力。”
不止于场地
由于土地性质的关系，燕军在平谷的棒球场随时也有可能遭遇顺义场地同样的命运，但他说他会坚持找场地。”谈起中国棒球现状，张宁用“蓬勃发展”来形容，因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打棒球，不过话锋一转：“我们还是处于求生存阶段，因为有很多孩子打一段时间就不打了。”
场地很重要，但场地也不是唯一。30岁的韩国人罗又培在北京从事建筑设计职业，同时兼职教小朋友打棒球。罗又培说，中韩两国孩子一样，都面临着繁重的学业任务，但区别在于韩国小朋友生活中很容易接触到棒球，“同一块场地练习，中韩两国孩子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这其中的差别，罗又培认为很难用三两句说清楚，但笼统地说，原因在于棒球文化。
中央美术学院校队的棒球装备设计图
文化，到底有什么作用？举个例子，按传统思维，你认为哪一类高校棒球运动搞得最好？体育类大学，综合类大学？让你可能想不到的是，美术类院校也在其中。中国八大美术学院中最少四所拥有自己的棒球队，原因在于美术专业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接触了日本棒球漫画和动漫，受此影响，他们不但打棒球，还专门为自己设计队服、队徽、队旗，可谓有声有色。
在日本，棒球被视为国民运动。一位日本记者这样表达他对棒球的理解：棒球就像围棋，都是经过一番思考后采取行动，一发引千钧，较量和博弈就此展开。此言一出，不明觉厉——150多前年起源西方的棒球，居然与围棋这一古老的东方项目有着高度相似的运动哲学。
日本阪神地铁甲子园站的看板标语“98%的高中球员在这里被打败，然后变得更强”。
日本阪神地铁甲子园站的看板标语“98%的高中球员在这里被打败，然后变得更强”。
也许从哲学高度来看，所有运动项目都殊途同归——运动即文化，正如棒球电影《梦幻之地》所说：
“如果你修建好了，它就来了。”
棒球场上的“蒲公英”静悄悄地开
龙骑兵聋人棒球队在训练中。王金供图
2010年，当一颗棒球被交到世界顶级投手阿罗迪斯·查普曼手中时，他创造了169公里/小时的最快投球纪录。2019年，当一颗棒球被交到北京市朝阳区聋人协会主席李超手中时，他组建了一支队伍，准备把球投到次年将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首届世界聋人棒球大赛，“实现中国聋人棒球零的突破”。
前者的纪录仍待超越，但后者的目标，却因疫情突至，赛事停摆，成了一腔闷在胸口未能纾解的热血。这支一度集结了36人的“龙骑兵聋人棒球队”经历了骤减至14人、没有装备、缺乏场地的艰难时刻，但沉默地捱过3个寒冬后，李超口中的14个“老家伙”把球队熬成了一朵“蒲公英”，乍看脆弱到随时都将离散，实则每个人都已坚强地成了种子。
两个月前，他们等到了一阵风。
周日的黄金时段，北京南六环附近的逸虎足球场专门辟出几块场地用来举办首届听力残疾人棒垒球联赛，上百名听障队员组成8支队伍代表北京不同区出战，“最小的出生于1998年，最大的是60后。”可李超透露，在今年8月以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接触过棒垒球，看似不同的队伍，实际上各队的教练及核心成员都来自“龙骑兵”，这是蒲公英遇到风的结果。
“组建更多球队，开展联赛，这些想法在两三年前就有，但之前条件有限。”李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2019年建队以来，找场地训练一直都是最棘手的问题，球队曾租用数个大学的操场训练，但打一半总有人过来提醒不允许打棒球，“搞得我们像打游击战一样到处跑。”不少爱心企业也曾提供过场地支持，但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球队能“蹭”到的地方锐减，这些年，大家最熟悉的“训练场”是李超家附近一个荒草密布的小公园。
今年上半年，逸虎足球场负责人邵泓通过聋人协会了解到球队的状况，便免费为球队提供了场地，尽管不是专业棒球场，可对“龙骑兵”而言，这不仅仅是落脚处，更是球队久违的“稳定”。短短两个月，球队接连开展了全市听力残疾人棒垒球体验活动和国际聋人节开展的首届棒垒球比赛，上百名听障人士就是在这两次体验后成为新队员。十几名老队员一夜间身兼数职，成了队长、裁判、教练、领队和后勤，过去3年，他们像八音盒里上了发条但没有舞台的机械小人儿，憋着劲儿，等待转动。
2018年，一个有望参加首届世界聋人棒球大赛的机会，促使朝阳区聋人协会于2019年成立了“北京聋人棒球队”，队伍云集了聋人铅球运动员、冰壶运动员、篮球和游泳爱好者等，“但几乎没有了解棒球的。”可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让大家干劲儿十足，即便没有专业训练场，装备也仅有韩国队交流时留下的一根球棒和一个球。
“高、矮、胖、瘦，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对于这支球队，原国家队教练、北京猛虎棒球队总教练罗卫军偶尔会抽空提供指导，他注意到，这群零基础的队员训练非常认真，尤其珍惜装备，“打出去的旧球无论跑多远都要追回来”。有一次，“龙骑兵”和一支给他们捐赠装备的队伍打友谊赛，对方嫌他们的球“打毛了”，想开新球，李超双手立刻摆出“保护”的姿势，尴尬地笑着说：“舍不得，舍不得。”拉扯起一支球队的艰辛，难为外人道。
随着赛事推迟举办的消息传来，情况开始变化。起初，无论场地怎么变更，即便住在密云、大兴、通州等较远的地方，队员也能准时出现在训练场，可当“能否参赛”始终悬而未决，离开成了多数人的选择。不到半年，球队只留下不到一半的人，李超至今仍记得一场顶风冒雨的训练后，不到12小时，他就收到了5个人要退出的消息，“好不容易搭起来的台子就这么垮了”。
好在还有一群人留下来了，其中不乏各个位置上“能力者”。2019年，聋人棒球队的一纸招募启事唤起了刘铭飞高中时看日本动漫《棒球英豪》的记忆，为了模仿上杉兄弟，他试过用木棍去敲打乒乓球。但真正发现自己有潜力成为击球手，是在“龙骑兵”真正握上球棒的那天，“韩国聋人教练给大家示范击打动作要点，给每人3次体验击打机会。”刘铭飞3次击打全中，球和棒撞击瞬间带给身体的震感，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聋校学习的他似乎“听到击打产生的美妙声音”，从此，他成了队里的“技术控”。
一开始，大家一起看视频研究、模仿动作。在大学参加过棒球队的杜然是队里少数有经验的选手，但打小在健听环境里生活，不会手语让他在教别人技术动作时遇到了沟通障碍。他想过退出，但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于是，他学习手语，主动放大肢体语言，“就是为了想让大家也能因棒球受益”。他记得自己最初进入学校棒球队时，看其他健听队员在一起，“心里总不舒服，不想跟他们一起打”，但当队友主动走近他说，“打棒球，得9人齐心”，杜然才体会到棒球带给自己的可能性。
为了让更多队员获得专业知识，刘铭飞和杜然作为代表，得到一次去宝联参加“魔鬼训练”的机会，尽管强度特别高，“累到我们买了两大桶矿泉水一会儿就喝光了”。但刘铭飞第一次知道了击球不光靠抡胳膊，腰、胯、腿也得科学发力，“提高了竞技水平还避免了很多伤病，如果有专业知识，我们能做得更好。”在他看来，健听队员可以通过声音去判断球速或方向，但听障队员只能靠眼睛判断，因此，要寻找节奏和规律，反复练习是唯一的办法。
“一群人，只有一根球棒，大家排队去练，几轮下来，一天就过去了，没有比赛，也不知道练习是为了什么。”提起过往，沈丹琳很难说清，作为队里唯一的女队员，自己为什么坚持，“或许因为离不开这群人”。
接触棒球之前，沈丹琳在滑雪和飞镖等运动中发掘自己的活力，崇尚“破圈”的她直到加入“龙骑兵”，才发现这次要突破的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圈子。过去30多年，她把自己放在健听环境中，克服听障的困难在学业和职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加入球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从没接触过那么多听障朋友”。沈丹琳思考过听障究竟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记，但从这个集体中，她强烈感受到的是共同的坚韧和热情，因此，无声世界的辛苦被她统一称作，“听障解锁的人生隐藏剧情，或许也没那么不好。”
“这里让我们很有归属感。”王金是球队头号投手，无论场上场下，他的肢体动作都很大，投球如此，做手语时也如此，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舞动的双手，让他像一个生动的演说家，不用语言也能让对方立刻懂得他，如他设计的队徽一般鲜明。
但此前的王金，有着和外表相反的隐忍。出生8个月后，他因爆震而失聪，但色彩取代了声音，填满了他的世界。高中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素描和水粉，和健听考生一起竞争，参加了一所专业高校的全国高自考。尽管成绩优异，但学校没有听障学生的招生名额，他最终进入了北京联合大学。2001年毕业后，他开始从事三维动画和商业设计的工作，尽管笔谈能帮他解决沟通问题，但王金始终不愿参与社交，“下班就回家待着”，压力也无处释放，直到被李超拉进棒球队。
“李超愿意把机会给到每一个人，让大家各司其职。”作为队徽的设计师、视频剪辑师兼摄影师，元老王金坚守的原因在于，这支队伍总能让他感觉“被需要”。
“队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希望他们在这里不仅是打棒球，也能多一些社会属性。”李超记得，龙骑兵曾与其他社会球队有过较量，但每次比完赛他都会听到“这帮孩子太安静了”，似乎他们在热闹的球场上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我们与别的球队最大的不同，怎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搭建一个推动听健融合的渠道，或许比最初要参加一场世界大赛更重要。”李超表示，“今后希望队员能把孩子带来，很多家庭的孩子是健听人，他们也应该了解和参与父母的生活场景。”
“一群人在纯粹地坚持着一项小众的运动。”这是邵泓对“龙骑兵”的印象，也是队伍打动王祎的原因，这个90后的姑娘正是在8月体验活动后加入球队的新成员之一，和她一起加入球队的还有15名女生，这让沈丹琳迅速跃升为第一支女队“凤皇仕”的队长，坚持有了意义，“我都快40岁了，好在年轻人们终于来了。”
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梁璇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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