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冰岛球队维京维京战吼：靠世界杯吸粉无数的冰岛，有着不可思议的建国血泪史

小编 2024年11月15日 11:11 46 0

维京战吼：靠世界杯吸粉无数的冰岛，有着不可思议的建国血泪史

作者：任逸飞

冰岛队最终还是凉了。

6月16日，他们在俄罗斯世界杯的首秀中，以1:1逼平了阿根廷队，一夜刷爆朋友圈，成为一支“网红球队”。然而，在本周三，冰岛队没有能够再续写传奇，经历95分钟鏖战，他们以1:2不敌巴尔干劲旅克罗地亚队，小组积1分，遗憾出局。

尽管如此，冰岛队在赛场内外依然收获了许多关注。这支被盛传是由牙医、导演、手球运动员、MBA学生和房地产公司老板们组成的“兼职足球队”，凭借其顽强的意志和敢打敢拼的劲头，常常能在强队面前不落下风。

▲ 冰岛队遗憾告别世界杯

一、从“维京战吼”说起

除了球队，冰岛球迷们在赛场上万众一心地发出“维京战吼”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套别具一格、气势逼人的助威方式，开始于2016年欧洲杯，冰岛奇迹般战胜英格兰的比赛。在那场比赛结束后，冰岛全队走向场边，带领全场8700多名球迷，一同高举双臂，拍手呐喊，巨大的 “Ahu~” 声响彻尼斯的夜空。

此后，“维京战吼”便扬名海外，成了冰岛球迷们的“标准动作”。“维京战吼”（Viking Clap）在冰岛语中称为“Skol”，据说正是源自“北欧海盗”维京人战斗前的呼号。

“维京战吼”让我们发现冰岛——这个人口只有30万的小国，与历史上的维京人是存在着某种精神连接的，那这种奇妙的联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维京人在冰岛的历史长河中又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痕迹呢？

二、海盗帝国

冰岛，这个孤悬于世界尽头的岛屿，在9世纪之前一直是杳无人烟的，直到公元874年，一群远洋而来的“不速之客”终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这群首次踏上冰岛土地的家伙绝不是什么平平无奇之辈，相反，他们的名字简直令当时的欧洲人都闻风丧胆，他们便是“北欧海盗”——维京人（Vikings)。

▲ 9-10世纪的维京武士

要给“维京人”简单下个定义或许不太容易，因为它作为一个族群的代称，是晚近才出现的。虽然如此，有一点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现在谈论的“维京人”，主要指的是一批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人（Norse）。

自8世纪起，迫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挪威人开始泛舟出海，四处冒险、寻找财富，渐渐地上述行为衍变成了一次能集结上百艘战舰的有计划的侵略战争，欧陆沿海各地很快都笼罩在北欧海盗的阴影下。

古英语文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第一次使用“维京人”来指称挪威海盗。公元793年，海盗在苏格兰东北部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维京”（viking）在古英语里正是“强盗、抢劫犯”的意思。

▲ 1890年发现于挪威的“戈克斯塔德”战舰（Gokstad ship），推定建造时间为890年左右，修复后战舰全长23.24米、宽5.2米，集中展现了维京人的造船工艺

▲ 1943年于挪威出土的维京人铁制头盔 Gjermundbu helmet，锻造时间约为公元10世纪

“以大海为后院、以战舰为长靴”的维京人，自从其“横空出世”以来，在欧洲各地的劫掠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这其中的原因，无疑要归功于维京人先进的造船工艺，精湛的武器锻造技术，以及彪悍勇猛的铁血性格。

至9世纪末，维京人已经在北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至意大利西西里岛，东至俄罗斯内陆的伏尔加河与顿河流域，西至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广阔地带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海盗帝国”。

▲ 8-11世纪维京人活动范围图，绿色区域为其定居点，蓝色线条为其打通的航路

三、维京人来到冰岛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874年，维京人选择再度向西进发，将“处女地”冰岛纳入控制范围。

根据成书于12世纪初叶的冰岛历史文献《冰岛人之书》（Íslendingabók）记载，率领第一批移民定居冰岛的是一位名叫英戈尔夫·阿尔纳松（Ingólfur Arnarson）的头领，他和他的家族部众们从挪威出发，最后在冰岛的西南海岸登陆，并在今天的雷克雅未克附近建起了居民点。阿尔纳松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岛人。

▲ 油画《登陆冰岛的维京人》（Norsemen landing in Iceland），由挪威画家Oscar Wergeland绘于1877年

在阿尔纳松之后，维京人向冰岛的迁移脚步没有停止，与《冰岛人之书》差不多写于同一时期的《定居者之书》（Landnámabók）显示，从870年到930年，初期的冰岛移民潮持续了大概60多年，总计有435人在冰岛扎下根来，其中的大部分人选择集中居住在岛的西南部和北部，这段时间在冰岛历史上被称作“定居者时代”（The age of settlement）。

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挪威移民来说，冰岛的环境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岛上看不见一棵树，到处覆盖着熔岩砂砾与坚硬的冻土，荒凉的山峰间，冰河肆意流淌，一到冬季，狂风裹挟着暴雪，把大地覆盖得严严实实。

▲ Landmannalaugar 山脉，位于冰岛的内陆高原，因其彩色条纹般的肌理闻名

▲ Gullfoss 瀑布，位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东南部（笔者摄于2016年7月）

为了对抗岛上的恶劣气候，移民们建造起一种半地穴式的“干打垒”房屋，房子一般用坚固的石料堆叠而成，并且在外面盖上厚厚的茅草，这种房子兼顾了防风与保暖的双重效用，成为了此后冰岛传统民居的主流样式。

经过一段时间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移民们意识到冰岛还远谈不上是生活不下去的“世界尽头”，原来，他们发觉冰岛近海有十分丰富的渔业资源，特别是鳕鱼，每到冬季大量的鳕鱼会游至冰岛的南部海岸过冬。

作为“北欧海盗”，捕鱼可以说是这些挪威移民的看家本领了，可以想象，捕鱼业很快就成了维系整个冰岛社会存续的主要产业，尽管有据可查的冰岛鱼产品出口要到1300年才出现在历史文献当中。

▲ 位于冰岛北部 Akureyri 的 Laufás 民居博物馆，该地有人居住的历史可追溯至1047年，直至上世纪50年代依然作为农场使用（笔者摄于2016年7月）

其实，在现代的捕捞技术还没出现以前，捕鱼是项十分辛苦的差事，完全只能靠人力来完成。

每当冬季捕鱼季到来的时候，冰岛的渔民们会先前往建在海岸边的茅草小屋里集中居住，以方便及时出海。捕鱼的船只往往就是一艘可容纳六人或八人的木划子，渔民会在清晨把船划到远离海岸的捕鱼地点，撒下饵料和渔网耐心等待鱼群上钩，他们有时可能就要这样干等上一整天，而捕捞到鱼之后，他们还要想方法把沉甸甸的船再划回岸上。

这种近乎“肉搏”式的冰岛传统捕鱼法，作为岛上渔民的一项必备技能，延续了相当久的时间，或许只有此类营生才最符合北欧海盗们“钢铁直男”的脾胃吧。

四、冰岛人发现新大陆

在开拓者们的努力下，冰岛的几个定居点都渐渐变得人丁兴旺了；而对于维京人来讲，控制冰岛的好处并不仅仅是可以在这里捞鱼。冰岛成为了维京人继续扬帆西驶，探索新航路的中转站。

982年，维京探险家埃里克·托瓦德松（Erik Thorvaldsson / Erik the Red, 950-1003）率领14艘船驶离冰岛，抵达了一海之隔的格陵兰，并在岛上建起了三个定居点。

▲ 位于雷克雅未克哈尔格林姆大教堂前的雷夫·埃里克森雕像，由美国政府于1930年赠予冰岛，以纪念埃里克森发现新大陆（笔者摄于2016年7月）

与托瓦德松相比，他的儿子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 / Leif the Lucky, 970-1020）更加大名鼎鼎，至今冰岛人坚信埃里克森比哥伦布提前五百年发现了新大陆。

依照写于1265年的《埃里克萨迦》（Eiríks saga rauða）中的说法，埃里克森在公元1000年的一次由挪威返回格陵兰的航程中，由于船队偏离方向，驶经了一块过去未知的大陆，并曾于当地短暂停留。

这块大陆被称为“Vinland”，是块到处长着葡萄和成熟麦穗的地方，《萨迦》里甚至记载了维京人与当地的原住民相互联络的内容，根据这些线索，有人推测埃里克森所到之处就是今天加拿大东南部的圣劳伦斯河入海口区域，包括纽芬兰以及新布伦瑞克等地，而维京人遇到的原住民无疑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了。

▲ 维京人造访北美的可能路线

可是由于缺乏实物佐证，仅凭《埃里克萨迦》这种史诗中的记载，还是无法断定埃里克森到访新大陆的真实性。

直到上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最北端，一个叫做兰塞奥兹牧场（L'Anse aux Meadows）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维京人的定居点遗迹，才终于证明了维京人在哥伦布之前造访北美大陆是确凿无疑的。由此可见，以冰岛为中心，当时“北欧海盗”的势力已辐射至北大西洋沿岸各处。

五、奇特的议会制度

说起维京人在冰岛的成就，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议会——“阿耳庭”（Alþingi）的创立是不能不提的重要事件。

作为一群在刀尖上讨生活的战斗民族，维京人向来崇奉的信条就是“能流血得到的决不用流汗去获得“，如果两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往往立刻就拔刀互砍起来，相当之简单粗暴。然而，随着来冰岛定居的维京移民越来越多，再用这么“洒脱”的方法来管理日常事务明显就很不合适了。

由于北欧氏族社会间一直存留有成年男性聚集开会，解决重要议题的习俗。公元930年，冰岛人在雷克雅未克郊外的辛克瓦莱峡谷（Þingvellir）召开了一次自由人大会。

▲ Þingvellir 峡谷南面的 Þingvallavatn 湖（笔者摄于2016年7月）

这次大会被称作“阿耳庭”（Alþingi），会议制定颁布了冰岛最古老的法典《灰雁法典》（Grágás / Grey Goose），对此后冰岛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灰雁法典》的核心内容便是规定了古代冰岛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形式。首先，《法典》将全岛划分为若干个“庭”（goðorð），与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这里的“庭”没有确切的地理边界，它只是一个同一定数量的农民有关的统计单位，所以全岛“庭”的个数是时常变化的，一般是36个，有时也会达到39或48个。

▲ Þingvellir 峡谷所在的 Þingvellir National Park，2004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笔者摄于2016年7月）

每个“庭”会安置一个头领（goðar / chieftain），全岛36个头领便组成了冰岛最高权力机关——“阿耳庭”（Alþingi / parliament），在阿耳庭召集的时候，头领有权力要求自己“庭”中每9个自由民选派1名陪同其与会，因此到了12世纪，当冰岛自由民的总数达到4500人的时候，就意味着有将近500人具备资格参与阿耳庭会议，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阿耳庭在开会期间由一个“法律宣讲人”（Lögsögumaður / Lawspeaker）来主持，“宣讲人”地位十分崇高，由各头领推选产生，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阿耳庭同样进行头领之间的改选，头领的任期也是三年，可连选连任。

阿耳庭中行使最高立法职能的机构被称为“立法会议”（Lögrétta / Law Council）,由法律宣讲人召集，每个头领都有资格与会，并且可以陪同两名随从。立法会议是对公众开放的，所有感兴趣的冰岛人都可以来旁听，这使得会议现场常常十分热闹。

▲ Þingvellir National Park中有关“立法会议”的展板，可以看到会议召集情景的想象图，站立在会场中央的即是法律宣讲人（笔者摄于2016年7月）

在阿耳庭之下还设有一个次级的议事机构，称为“春季会议”（spring assembly），根据《灰雁法典》，“春季会议”必须要由三名头领共同召集，因此该会议具有类似地方议会的职能，全岛一共设置了13个春季会议，分属东、西、南、北四个大区，除了北大区包含了4个会议外，其余三个区都分别包含3个会议。

四个大区并不具备行政职能，它们只是作为司法辖区来存在的，每个大区内的头领会共同推选一名自由民担任法官，主持法庭事务，所以全岛一共有四名法官，另外在阿耳庭所在地辛克瓦莱有第五个法官，这个法官主持最高法院，由参与阿耳庭的头领们一同来推选。

▲ 四大区与十三个春季会议的分布图

就这样，围绕着“阿耳庭”，《灰雁法典》确立了一整套包含立法、行政、司法的制度设计，这套制度安排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代议制民主元素，而一个松散的“冰岛共和国”（Icelandic Commonwealth）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

今天的冰岛人一直十分自豪自己的国家创造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议会，这个论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阿耳庭的运作过程中的的确确能看到一些现代西方政治的影子：

譬如，“庭”里面的自由民和头领的关系就很像现在选民和政客的关系，由于“庭”本身不是一个具有规定边界的单位，所以某个“庭”里的民众在理论上是没有效忠该“庭”头领的义务的，他们可以随时改变效忠对象，去支持别的头领，而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原头领在阿耳庭中落选。

当然，“阿耳庭”能够在冰岛出现也有它的特殊性，维京人一贯的粗犷明快的生活作风，保证了这个权力比较分散的议事系统能够正常运转，而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其他地方，类似这样“大家一起商量着办”的政治模式已经被复杂的封建领主制完全取代了。

▲ 冰岛球迷们的“维京战吼”

进入11世纪以后，维京人的势力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退出了世界史的舞台。尽管如此，“海盗”们坚韧顽强的作风却流传下来，融进了今天冰岛人的血液里。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着冰岛队——这些名字结尾都带着“松”（-sson）的男人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时刻捍卫着伟大祖先的荣耀。

再见了，冰岛队！让我们期盼在下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再次听到“维京战吼”响彻云霄的声音。

参考文献：

Julian D. Richards. The Viking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Gunnar Karlsson. The History of Icel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Gunnar Karlsson. A Brief History of Iceland. Reykjavík: Mal og menning, 2016.William Ian Miller. Bloodtaking and Peacemaking: Feud, Law, and Society in Saga Iceland.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Margaret Clunies Ross ed., Old Icelandic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冰岛钢琴家维京格尔·奥拉夫松将与NCPAO合作首秀！

2024年6月2日，指挥家吴怀世将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钢琴家维京格尔·奥拉夫松，呈现舒曼与勃拉姆斯的二首名作之中所书写的不解情缘。“从前，我的创作总是依靠直觉。从1845 年开始，一种全新的作曲方式出现了。”这是罗伯特·舒曼的“蝶变之年”创作感言，突出重围的爱情之旅与突破传统的创作实践带来了《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应运而生，作品的首演独奏正是他的妻子——克拉拉·舒曼。16年后，身为舒曼遗孀的克拉拉在德国汉堡参与了挚友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号钢琴四重奏》

的首演。演出大获成功，她在日记中感叹：“最后一个乐章让观众如痴如醉！”这部佳作也被视为勃拉姆斯进入创作成熟期的标志。从台前至幕后，两部作品的“灵感之源”毫无疑问都是克拉拉·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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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以双簧管奏起德国音名中C-H-A的三音主题，这是舒曼自妻子的诗意昵称“Chiara”而生发的音乐密码，作品本身更是作曲家爱与美的宣言。舒曼在这部作品倾注他对古典主义美学特有的清晰、平衡，以及形式完整性的理解。此外，舒曼在音乐瞬间创造深刻情感的天才也得到体现。不过，舒曼对极致浪漫的追求、难于抑制的激情，很有可能提前耗尽了他的力量，最终导致了他灵感与生命的早逝。本场音乐会中担任《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钢琴独奏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音乐家维京格尔·奥拉夫松，他的唱片在国际乐坛屡获殊荣，全球的流媒体平台播放量超6亿次，此次将是他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合作首秀。

克拉拉·舒曼（照片为克拉拉·舒曼肖像的零欧元纸币）

1853年的秋天，晚年的舒曼结识20岁的勃拉姆斯，随即在《新音乐杂志》发表题为《新路径》的文章，称勃拉姆斯“命中注定要以至高的艺术诠释时代”。与此同时，勃拉姆斯悉心照顾舒曼的起居，缓解疾病的痛楚，也对克拉拉日久生情。1856年，舒曼去世，勃拉姆斯与克拉拉分道扬镳。境遇的变迁、情感的割裂让勃拉姆斯经历严重的创作危机：“孤身一人能如何作曲，如何创造呢？”《G小调钢琴四重奏》是作曲家在经历这次危机后的作品，并于1861年11月在汉堡首演；次年9月，在维也纳的演出的成功，间接促成勃拉姆斯永久落户音乐之都维也纳。这首四重奏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垂范后世，1937年，维也纳第二乐派灵魂人物、作曲家勋伯格在时任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奥托·克伦佩勒的提议下，为这部作品作管弦乐配器。作曲家在给音乐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弗兰肯斯坦致信时谈到创作的初衷：“这部作品演得很少，演奏效果不佳。因为钢琴家弹得越好，声音越大，弦乐就越容易被遮盖，而我想听到所有细节，在这个改编中，我听到了。”勃拉姆斯与勋伯格的改编联动呼应了本乐季的 “勃拉姆斯190”与“时代先河：维也纳第二乐派”两个聚焦主题，两位承前启后的音乐巨匠也透过这首作品完成了音乐创作的隔空对话与风格进化的跨时接力。

撰稿：翟佳

曲目介绍

舒曼 A小调钢琴协奏曲，Op. 54

《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前身是舒曼1841年5月完成的一部钢琴与乐队幻想曲。这部幻想曲是作曲家第一首钢琴与乐队作品；此前他曾四次尝试创作钢琴协奏曲，但均告失败。1845年，舒曼在幻想曲的修订版中添加了后两个乐章，完成了三乐章协奏曲。有趣的是，舒曼妻子克拉拉的《钢琴协奏曲》也是A小调。舒曼还在他自己的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尾声中突出地使用了克拉拉协奏曲末乐章中的动机。舒曼《A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松散地遵循奏鸣曲式（呈示-发展-再现），但也保留了幻想曲的自由特征。第二乐章将晶莹的独奏钢琴声部包裹在梦幻般的弦乐中，这是他最优美的乐曲之一。独奏钢琴与大提琴的对话占据了本乐章的中心部分。第二乐章不间断地进入末乐章，开场主题是对第一乐章主旋律的大胆改造，并由双簧管和独奏钢琴引入新的主题。《A小调钢琴协奏曲》是舒曼最常上演的管弦乐作品之一。

勃拉姆斯/配器：勋伯格

G小调第一号钢琴四重奏，Op. 25

勋伯格改编的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号钢琴四重奏》，是一首乐队作品，既无钢琴，亦不只是三把提琴。对于瓦格纳的批评者来说，勃拉姆斯代表了德国音乐的一切优点，而对于瓦格纳的乐迷来说，勃拉姆斯则代表了德国音乐的一切缺点。勋伯格作为一个非勃拉姆斯和瓦格纳乐迷的开创性作曲家，承认自己非常喜欢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号钢琴四重奏》，但这部作品总是被弹得很糟糕，因为钢琴音量常常过大，以至于听不到弦乐。于是他改编了这部作品。在四个乐章中，勋伯格的改编总体上不但没有失去原作的精神、韵味，而且强化了这部作品的交响性。例如第三乐章行板，是勃拉姆斯典型的慢乐章，光芒四射而宁静。勋伯格的改编以小提琴声部开始，然后以铜管推波助澜，神似勃拉姆斯本人手笔。末乐章是全曲的亮点，勋伯格的改编却反勃拉姆斯而行之，极为五颜六色，但增加了演出效果。

撰稿：寇燚

艺术家介绍

吴怀世

指挥家

被《尚流》杂志誉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年指挥家之一”的吴怀世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文化使者，他致力于寻找极具创意和创新的与观众互动方式，并展现出在跨文化领域,尤其在亚洲的游刃有余的罕见天赋。

吴怀世最近被任命为韩经 Arte 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并将在 2023/24 乐季带领乐团在首尔举办多场音乐会，所有音乐会都将由韩经 Arte 电视台现场直播。吴怀世还将带领乐团首次造访首尔艺术中心管弦乐音乐节和香港艺术节，并与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合作演出。

吴怀世在2023/24乐季的其他重点演出包括他与洛桑室内乐团、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首秀，以及重返香港管弦乐团、富川爱乐乐团、大田爱乐乐团以及图卢兹国立管弦乐团，由他指挥图卢兹国立管弦乐团与曼陀铃演奏家朱利安·马提诺合作的现场录音最近由法国Naïve 唱片公司发行。此外，在参加了 2015 年太平洋音乐节之后，吴怀世将在新乐季重返音乐节，在太平洋音乐节主办城市音乐会上指挥札幌交响乐团。

吴怀世出生于香港，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在欧洲接受教育。他的音乐之旅始于长笛，曾以客座长笛独奏家的身份与法国里昂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合作，后转学指挥，先后在柏林音乐大学、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太平洋音乐节和阿斯本音乐节指挥学院学习，并获得詹姆斯·科隆指挥奖。之后，他在马勒国际指挥大赛赛、乔治·索尔蒂爵士国际指挥大赛和斯维特拉诺夫国际指挥大赛等著名比赛中获奖。2018年，28岁的吴怀世获任为韩国首尔爱乐乐团首位外籍副指挥，是该乐团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家。吴怀世与首尔爱乐乐团的乐季音乐会首演获得一致好评，《韩国联合新闻社》形容他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第一交响曲》时，“指挥家仿若就是肖斯塔科维奇本人”。此后，他与韩国音乐家和观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指挥过韩国其他几个主要乐团，包括KBS交响乐团、韩国国家交响乐团、富川爱乐乐团、京畿爱乐乐团和大田爱乐乐团。

此外，吴怀世曾与多个著名乐团合作，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德意志青年爱乐乐团、杜塞尔多夫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与深圳交响乐团。他也是香港管弦乐团的常客，除了指挥香港管弦乐团的多场乐季音乐会外，他还在香港最大型的户外音乐活动“港乐・星夜交响曲”音乐会中担任指挥，代替音乐总监梵志登并指挥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广受香港电台的赞誉，称“在他的指挥棒下，港乐的演出十分巧妙精致。”虽然深谙西方传统经典，吴怀世仍醉心当代亚洲作曲家的作品，包括武满彻、谭盾、叶小纲、郭文景、赵麟、陈银淑、尹伊桑、林乐培和苏鼎昌。他曾指挥2019年北京现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并于2023年重返北京现代音乐节指挥闭幕演出。为支持亚洲下一代作曲家，他还于2024年指挥国家大剧院第七期青年作曲家计划音乐会。

2015年，吴怀世在香港创立了马勒乐团，并担任其艺术总监至今。他们还共同策划了“无界音乐家”这一创新项目，让观众享受坐在音乐家中间的沉浸式体验。吴怀世还是 "关于音乐基金会 "的共同创始人，该基金会旨在为香港的贫困学生提供免费的学习体验。

维京格尔·奥拉夫松

钢琴家

冰岛钢琴家维京格尔·奥拉夫松的出色音乐才华和卓有远见的曲目对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为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录制的专辑有《菲利普·格拉斯钢琴作品集》（2017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2018年）、《德彪西与拉莫》（2020年）、《莫扎特与同时代作曲家》（2021年）及《自远方》（2022年）。这些专辑俘获了听众的心、满足了评论界的想象，在流媒体平台的播放量超6亿次。

2023年10月，奥拉夫松在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如期发行了新专辑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整个2023/24乐季，奥拉夫松都在进行《哥德堡变奏曲》的世界巡演。他的演出足迹遍布六大洲，在南岸艺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巴黎爱乐乐团、东京三得利音乐厅、哈帕音乐厅、迪斯尼音乐厅、圣保罗音乐厅、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苏黎世音乐厅、柏林爱乐乐团、布达佩斯艺术宫、琉森文化会议中心和法兰克福老歌剧院等音乐厅演出。

奥拉夫松是当今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他曾多次获奖，包括德国古典音乐奖年度最佳器乐演奏家（2023年）、德国古典音乐奖独奏乐器录音奖（两次）、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协会联盟北欧国际年度人物（2023年）、罗尔夫·肖克音乐奖（2022年）、留声机年度最佳艺术家（2019年）和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奖年度最佳专辑（2019年）。

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奥拉夫松尽显才华。他在传媒领域施展拳脚，出品了多部自制的电视剧和广播剧。他曾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4台的旗舰艺术节目“前排”中担任了三个月的驻场艺术家。全球数百万听众收听了他在雷克雅未克无人的哈帕音乐厅的独奏现场直播。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同蓬勃进取的时代和有容乃大的城市相伴相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始终以澎湃的热情与创新、不懈的奉献与精进精神，为最高艺术品质的音乐演奏和传播而矢志不渝。国家大剧院作为世界级表演艺术地标，不仅为乐团带来出色的国际视野、文化底蕴和艺术创想，更使其成为在海内外享有崇高艺术威望的顶级乐团，成为北京及全中国音乐生活发展前行的卓越引领者。

乐团在每年 48 周的乐季中呈现逾百场精彩演出，以标志性的艺术风格，携手来自全球的大师级艺术家，创造了无数难忘的巅峰现场。作为在歌剧领域经验极丰富、成就极突出的亚洲乐团，他们对歌剧艺术在中国的介绍、推广和发展有划时代的贡献，缔造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全新高度。

在新作委约、唱片出版领域，他们也有着熠熠生辉的成绩：从委约顶尖作曲大师到参与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他们推动了众多世界级优秀新作的诞生，促进了当代音乐发展、中西音乐交流。已故大师洛林·马泽尔执棒由他亲自改编自瓦格纳歌剧的《无词指环》，作为大师在华唯一录音由索尼出版；由吕嘉执棒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获中国发烧唱片大奖“2019 最佳管弦乐专辑”，贝多芬《爱格蒙特》戏剧配乐则是该作的首次中国录音。2022 至 2023年，他们连续发行吕嘉执棒十周年纪念合辑“十载嘉音”及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第三交响曲》多张唱片。他们还经常走进学校、社区、医院、博物馆，使音乐之美融入生活、触手可及。新冠疫情期间，他们携手五大洲艺术家亮相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影片，并举办数十场线上演出，场均浏览量近 3000 万。2021 年和 2023 年，乐团以“艰深的曲目和爆棚的状态”（《音乐周报》，2021）、“引领观众和行业踏出‘舒适圈’的格局和勇气”（《北京日报》，2023）两度完成中国巡演。2022 年，他们担纲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音乐演奏和录制，用音乐陪伴数十亿观众见证圣火点燃。作为国家文化使者，他们多次赴欧洲、美洲及亚洲巡演，是首支进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芝加哥交响中心、旧金山戴维斯大厅、蒙特利尔交响大厅官方演出季的中国乐团，更因“欢欣愉悦的自信和朝气蓬勃的力量”（Musical America）被赞誉为“光彩四射和一流水准的乐团”（ConcertoNet）。

2012年，吕嘉接任陈佐湟，出任乐团首席指挥，并于2017年任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乐团音乐总监。2022年，孙一凡、赖嘉静被任命为助理指挥。

近期音乐会

无界室内乐

“浑然天成”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室内乐

2024.06.07 19:30 小剧场

长笛：叶怡礽

小提琴：窦聪昶

中提琴：郝学嘉

大提琴：梁肖

莫扎特

C大调第三号长笛四重奏, K. 285b

莫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