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马塔：足球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它可以改变世界
虎扑1月2日讯 《卫报》2017年度最佳球员奖揭晓！曼联中场马塔有幸获奖，该奖自2016年设立以来每年颁发一次，主要颁给对人性有重大贡献的球员。获奖者大多曾靠自身奋斗走出重大困境，给予了他人巨大帮助，或有着过人的职业素养。
2016年，第一届《卫报》年度最佳球员奖被颁给了卡利亚里球员法比奥-皮萨卡内（Fabio Pisacane）。皮萨卡内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混乱的西班牙广场，14岁时患上了巴林二世综合症，下身曾一度瘫痪，甚至需插上喉管才可正常呼吸。但他日后却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战胜病魔，于而立之年登陆意甲。
每每面对马塔，你都将为他的平平相貌所惊叹。你想象不出这个身高仅仅5.7英尺的人竟是如此伟大；伟人竟能有这般瘦小的身躯，这般温暖的微笑。但《卫报》2017年度最佳球员奖的选择就是如此出人意料。
马塔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向世界证明了职业足球的价值；贪欲、比天还高的工资、小报上那些空虚自负的人们并不是职业足球的全部，更不能代表它。这名曼联西班牙双料中场开始借助足球的影响力与财富去帮助世界各地的普通人。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马塔以他一向自谦的语气说道，当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他刚发起的“共同计划”，“但许多对世界最有贡献的想法都是非常简单的。足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每个懂足球的人都会知道共同计划能给人类带来多少希望。”
过去的5个月中，来自17国的35名足球相关人士加入了马塔的共同计划，该项目要求每位成员卷出自己薪水的1%用于慈善事业。如今该项目已经得到了足坛各界人士的加入，从球员、主教练、俱乐部管理层人员再到创业人士。
但球员才是共同计划的中坚力量，胡梅尔斯、基耶利尼、香川真司及小舒梅切尔等男足球星和摩根、拉皮诺埃等女足球星都已加入该计划。
30岁的霍村少帅成为了加入共同计划的首名主教练，此后欧足联主席Aleksander Ceferin也承诺将为共同计划捐出1%的薪水。上个月宣布这一决定时，Cederin说：“我希望涉足足坛的每一个人——球员、教练、俱乐部、联赛——都能热心关注我们的社会，并为整个人类社会捐出自己的一份力。”
共同计划的目标是让所有进入足球产业的人都能捐出自己1%的工资用于慈善事业，这看似可遇而不可求，许许多多小男孩的足球梦是一样。但马塔却是一个实现了儿时足球梦的人。
2017年，我跟马塔有过两次会面，在第一次采访中，马塔绘声绘色地跟我描述了1998年10岁的他加盟皇家奥维多（Real Oviedo）时的场面，他得到了那个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2003年，14岁的马塔坐在停车场里看着父亲与一名皇马球探谈判。“我的第一反应是：‘哇！我爸正在跟皇马派来的人谈话！这是真的吗？’在那一刻之前我都认为我离加盟皇马相距甚远，我做得不错，但也只是在我家乡的球队皇家奥维多能跟比我更大的孩子踢球，而且做得不错而已。大俱乐部的球探过来找你爸爸谈话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
“我当时很兴奋，但也有点迟疑。我在想‘我真的好到能去那里踢球吗？’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我知道我在皇家奥维多踢得不错，但如果我的对手是皇马或者巴萨呢？我在比赛中跟他们的孩子踢过球，他们比我更大、更高、更快也更强壮——也许是球衣的缘故。”
“我听不见我爸和皇马球探的谈话内容，但我接下来的反应是：‘哇，走着瞧吧，如果他们能给我试训的机会，我会做到最好的。’我爸爸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皇马想把我挖到他们的青训营里。当时我才15岁，离开家并不是个轻松的决定。这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间，但你却不能呆在家人和朋友身边了。但最后我还是去了皇马的青训营，我的家人留在了奥维多。这是个巨大的决定，但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却是正面的。”
人生是由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决定的，而今年， 马塔决定借助足球的力量去帮助那些并不如他那么幸运的人。深爱的祖父逝世对马塔有着深远的影响。祖父栽培了马塔对足球的喜爱，而马塔也决定将自己的失去化为他人的希望。
“过去我一直都想组建自己的基金会，去帮助别人，”马塔表示，“但后来我遇见了尤尔根-格力斯贝克（Jürgen Griesbeck，目前运营共同计划的公益组织街头足球世界的创始人）。他服务足坛已经15年，他的慈善事业是在哥伦比亚开始的，当时哥伦比亚国脚Andres Escobar因为在1994年世界杯上踢进了一粒乌龙球被球迷枪杀。我们一起想出了借助足球去帮助他人的想法。而这并不一定要是以自愿为原则的，我们致力于让与足坛有关的每一个人都能捐出自己1%的薪水。”
共同计划正式开始运营后，马塔向各界解释了他的初衷。他回忆起了2012年慕尼黑欧冠决赛中他自己十分孤独无助的一刻。坐镇主场的拜仁通过穆勒的进球在第83分钟取得领先。
“几秒后，当时候我就站在安联球场的中圈那里，等待着拜仁球员结束他们的欢庆，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赢球了。德罗巴走到了我身边，准备重新开球。以前他从来不会低头，也似乎从来不会感到沮丧；但现在他低着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才打进了决赛啊！几个月前我们的教练被炒了，然后我们在1/8决赛中逆转那不勒斯晋级。我们10人应战在诺坎普过了巴萨这关。现在......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把手放在了德罗巴的肩上，对他说：‘看着，看着我们在哪儿，要相信我们可以......只要相信就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全是‘我们会赢的，这是命中注定’。我是个很安静的人，所以当德罗巴看到是我来鼓励他时，他忍不住笑了。他说：‘好的，胡安，我们上阵吧。’”
马塔给了德罗巴一记传中，德罗巴将扳平球打进了球网——切尔西最终点球击败拜仁拿下了欧冠冠军，德罗巴打入了最后一粒点球。“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环顾了在我身边的队友，我突然感受到了足球的美。我们的门将来自捷克，两名中后卫分别来自塞尔维亚和巴西，几名中场球员分别来自加纳、尼日利亚、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当然，我们还有一位来自科特迪瓦的前锋。”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说这不同的语言。有些人在战火中长大，有些从小就承受着平穷之苦。但现在我们都站在了这里，在德国加冕欧洲冠军。对我来说，我们是如何从世界各地为一个共同的梦想（足球）聚在一起的比夺冠更为重要。这种共同的理想是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
29岁的马塔拿到过世界杯和2012年的欧洲杯冠军，为瓦伦西亚、切尔西和曼联都效力过。但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马塔跟其他舒适宜人一样被足球所触动着。足球给予人希望与乐趣，比任何运动更好地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增添着平凡日子的生机。
“我最喜欢的就是踢球了，在足球中我也比大多数人都做得好。但比赛不是足球的全部，共同计划把对足球的两层理解融为一体。我们都是职业球员，但我们的比赛是美丽的，是可以被用来改变世界的。足球有着其他运动难以匹敌的力量。”
“我现在还记得2010年我们跟西班牙一同拿下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目睹了南非孩子对足球的热情，这和我今年在孟买看到的是一样的。不管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在踢球的孩子。就算地上没有青草，孩子也会拿四件毛衣来做球。孩子踢球只为快乐。”
我（记者）来到了国家足球博物馆来观摩马塔和他女友设立的照片展，这些照片都是马塔和女友在孟买拍的，马塔还把一直孟买的少儿足球队带到了曼彻斯特。当小球员在他面前唱起了队歌，马塔马上笑开了花。
“去孟买是一次很精彩的体验。很多孩子都不认识我，但能看他们踢球我就很高兴了。当我看见老师在课室里教球队的小孩子说英语的时候，我真的被触动了，特别是看到人们在以正确的方式教导孩子的时候。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到访，但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人还生活在苦难之中让我感到震惊。”
在许多人的眼中，职业球员是傲慢而又无知的，而共同计划让这些人对职业球员有了新的认识。“有时候看着足球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非常自私，他们在社会上的形象并不是特别好，”马塔承认道，“有时候人们真的低估了足球运动员的能力，低估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是理解同情他人的能力。在我看来，要做职业球员，你就要会为那些没有你那么幸运的人着想。这是教育的问题——但以后年轻球员会更加明白他们有多幸运的，对此我很乐观。”
足坛有动荡也有辉煌，有失望也有希望，效力顶级联赛多年的马塔对此早有经历。在切尔西时，马塔曾连续两年蝉联年度最佳球员，穆里尼奥回归之后却遭到冷落。2016年，穆里尼奥来到了曼联，马塔又一次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马塔对穆里尼奥毫无怨气，他现在已经成为穆里尼奥阵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这赛季早些时候，穆里尼奥曾说：“我需要马塔的头脑。”
对此我们大都能理解，也能欣赏。我们需要马塔的头脑和同情心，需要在这个被击碎的世界里他那宏大的视野与对社会的良苦用心。他用个人行动为世界做出了极大的改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2017年的卫报年度最佳球员奖颁给他。
他不慕荣利，只会默默地向他人道谢。最后马塔说出了他最初的信仰：“能得到这个奖，我为每一个加入共同计划的人感到非常荣幸。拿奖的不是我，而是共同计划——还有我们中所有相信足球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编辑：姚凡)
揭秘西班牙秘境——阿斯图里亚斯
撰文：BRUCE SCHOENFELD
摄影：CHIARA GOIA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不但风景绚烂，还有殿堂级美食，与巴塞罗那相比，它更具个性魅力。
第七道菜品上桌时，我才意识到，我之前从未享用过如此可口的大餐。也许你会觉得我有些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在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的山区，一份海胆配火腿成功俘获了我的味蕾，也让我联想到了这个北部省份的海岸和山峰。隔着两张桌子，我看到Jose Antelo得意地举着叉子。
Antelo在巴塞罗那担任空中交通管制员。他的弟弟Luis是马德里高等法院的法官。他们都生活在欧洲顶级的美食之都，不必辗转千里，随时都享用令人垂涎的美食。尽管有着如此令人艳羡的便利条件，他们每年还是会来阿斯图里亚斯三到四次。
说到阿斯图里亚斯，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它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坐落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沿岸，环境自然安逸，有郁郁葱葱的山坡，干净怡人的海滩，以及星罗棋布的野生沼泽。这一地区距离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均有几百公里。当我问起他们为何要不辞辛苦赶来这里时，Jose笑了。“我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他说道。“在西班牙，你找不到第二个口味和文化都如此多元的地方了。它就像一个小而完整的国家。”
沿海地区的丰富海鲜是各大餐厅的首选菜品，比如里贝德塞拉（Ribadesella）的格尤•马尔（Güeyu Mar）。摄影：CHIARA GOIA
阿里翁达斯小镇（Arriondas），米其林星级餐厅Casa Marcial的花园里散发着薰衣草香味，餐厅主厨Nacho Manzano就是在这间已经翻修过的农舍里长大的。摄影：CHIARA GOIA
我们选择在Casa Marcial餐厅用餐，餐厅由旧宅改建而成，坐落在拉•萨尔加(La Salgar)的一条蜿蜒道路上，这是一个散发着松树香气的小山村，向北走10公里就到了海岸。但我听说，拉•萨尔加村隐蔽在这片多山多树的内陆地区，鲜有人外出，许多居民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没见过水。
上世纪中叶，Manzano家族创办了Casa Marcial，起初是一家杂货店，出售橄榄油、苹果酒、牛饲料，甚至服装。1993年，22岁的Nacho Manzano（老板的儿子）从沿海归来开始经营餐馆。如今已是米其林二星餐厅Casa Marcial深受Antelos这样的美食家和当地人的欢迎。但是，要问谁最推崇这里的菜式——咸鲜味十足的海鲜以及山村特色的浓豆子炖菜——非其他专业厨师莫属。
11月的一个晚上，6位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厨师齐聚一堂，庆祝Casa Marcial开张25周年。他们不仅仅在表达敬意；还要为Nacho和约50名食客奉上大餐。我们迅速展开了光盘行动：一盘盘火腿、烤兔肉，还有我只在西班牙海岸吃过的鲜甜弹牙的海参都被扫荡一空。等我从山上回到在吉洪（Gijón）海边的旅馆时，已经是凌晨5点了。
黎明时分，天空下起了小雨，我独自海堤步道上，看到海上漂着一艘坐满渔民的小船。我一时有些恍惚，环顾四周想确认自己身处何方，想到刚刚离开的那个小山村，José Antelo的描述瞬间击中了我的心灵，阿斯图里亚斯真的就像一个小而完整的国家。
走过这道拱门，就到了La Laboral，这里是艺术和教育的中心。摄影： CHIARA GOIA
几天前我开始从马德里开车北上。当我开上A-66高速公路时，我周围的台地已经失去了光彩，灰秃秃一片。在利昂省（León）北部边缘，我进入了内格隆隧道（ Negrón tunnel）——然后我来到了别有洞天的新世界。公路蜿蜒穿过松树环绕的山谷，两旁的山坡上布满了令人炫目的球状岩层。房屋的落地窗落在石头铺就的街道上，古老的谷仓悬在高高的柱子上。有时眼前的景观更像是爱尔兰而不是西班牙。当我从利昂来到阿斯图里亚斯时，并没有看到正式的分界线。这不重要。我不需要看到。
文化之都碰上趣味港口
我当时正要赶往阿斯图里亚首府奥维耶多(Oviedo)，这座紧凑的城市大约有22万居民，与面积稍大的吉洪市(Gijon)毗邻，二者仅隔着一个迅速扩张的郊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奥维耶多的博物馆较为著名，而吉洪的海滩更胜一筹。每两年，吉洪竞技队和奥维耶多皇家足球队都会在座无虚席的体育场展开较量。
大多数游客会先来奥维耶多。他们在城中搜寻着保存完好的前罗马式建筑（pre-Romanesque architecture），这样的建筑共有14座，包括9世纪的纳兰科圣玛丽教堂建筑群（ Santa María del Naranco）。到达奥维耶多之后，我立刻赶去朝圣。我走进了一间用牛奶咖啡色的石头建成的圆顶房间，窗户深深地嵌在房间的墙壁上，百叶窗迎着微风敞开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再往远处看去，一幅城市画卷慢慢展开。
我花了一小时时间在城中穿行，几乎在每个角落都能发现雕塑，全城共有一百多座。到达酒店之前，我路过了哥伦比亚雕塑家Fernando Botero的圣母雕像(La Maternidad)，一个圆润的女人抱着一个同样圆润的孩子；之后是雕塑家 Miguel Ortiz Berrocal的斗牛士金属雕像 “埃尔•迪斯特罗”（El Diestro）。后来，在一个居民区，我看到了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会议中心和办公楼，它看起来像一个即将起飞的庞大有翼生物。第二天，当我见到“El Regreso de Williams B. Arrensberg”时，瞬间就惊呆了，它是艺术家Eduardo Urculo的雕塑作品，身着风衣，被手提箱包围，充满疑惑地凝视着这座城市的大教堂。
中世纪小镇利亚内斯（Llanes）是阿斯图里亚斯夏季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摄影：CHIARA GOIA
奥维耶多的艺术觉醒开始于上一代人，就在Nacho Manzano将国际目光吸引到他所在山区的小餐馆之时。这一时机并非巧合。“在那之前，我们不认为阿斯图里亚斯能给世界带来什么，”Nacho的妹妹Esther Manzano解释说，她在吉洪市中心经营着一家名为“La Salgar”的餐厅。“我们没有信心。这里的天气不怎么好，交通也不方便，没有航班，不管从哪来都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我们觉得没人会愿意来。”
之后的两件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新的廉价航空公司开通了往返这里的航班；2008年，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塞罗那》来到这里取景，这让世界各地的影迷大为震惊。为什么会抛开巴塞罗那去阿斯图里亚斯呢?“伍迪·艾伦向世界宣告了我们的存在，”Esther说道。“他让我们获得了全球的关注，也改变了我们的想法。”这位备受争议的编剧兼导演的雕像就坐落在卡里尤利亚区（Calle Uria）的对面。
旅游业为阿斯图里亚斯注入了活力，为餐厅带来了客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阿斯图里亚斯的本色并未因此改变。去年，西班牙接待了8000多万游客，许多著名景点人满为患。现在的巴塞罗那如同一个展馆，早已失去过去那个喧嚣港口的韵味。而马德里看起来像一个国际购物中心。
然而，阿斯图里亚斯的风土人情和地域特征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在奥维耶多很难找到英文菜单，即便现在，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几乎没有英文菜单。阿斯图里亚斯出生的厨师Jose andres在华盛顿享有盛名，他希望在小时候的住所旁开一家餐厅。如果餐厅真的开业了，我敢打赌它也不会有英文菜单。
奥维耶多和吉洪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最大的两个城市，二者的个性截然相反。与其它内陆城市一样，奥维耶多较为孤立、保守、注重礼节，似乎有点难以融入。而吉洪是港口城市，工人阶级占大多数，略为世俗，但包容性和开放性较强。奥维耶多钟爱歌剧院。而吉洪更推崇前卫音乐节。我很高兴正好赶上了在吉洪Teatro Jovellanos举办的爵士音乐节，买票观看了门廊四重奏（Portico Quartet）的演出，这是一支获得英国“水星音乐奖”(Mercury Prize)提名的乐队；音乐节上还有其他大牌组合演出，比如西班牙乐队“摇摆之旅”（El Viaje del Swing）。Teatro Jovellanos的霓虹灯很好辨认，它高高地挂在Paseo Begona步行街的上方。Teatro Jovellanos剧院始建于1899年，1975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下台后不久进行了翻修，并于1995年被吉洪收购。从那以后，这里就成了一座文化中心。
我在剧院大厅巨大的水晶吊灯下看到了音乐节总监Tonio Criado。Criado在坎加斯德奥尼斯（Cangas de Onís）附近的一个内陆小镇长大，后来搬到吉洪。现在他不会考虑搬家了。
“吉洪是这个地区最有活力、最有新鲜感的城市，”他说道。“你可以从我们的音乐、美食和生活方式中发现这一点。”当我问他觉得自己更像西班牙人还是阿斯图里亚斯人时，“当然是阿斯图里亚斯人，”他脱口而出。“不过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吉洪。这里的很多事情在奥维耶多根本不可能发生。”
阿斯图里亚斯有“奶酪之国”之称，这里出产几十种手工奶酪，包括受原产地保护的卡伯瑞勒斯奶酪（Cabrales）。农场主Javier Diaz Bada和Nicolas Bada Herrero饲养山羊，山羊奶是该地区著名奶酪的原料。摄影：CHIARA GOIA
索特勒斯(Sotres)附近，Bada Herrero’家周围连绵起伏的青山被升腾的薄雾覆盖。摄影：CHIARA GOIA
Diaz Bada混合山羊奶来制作奶酪，而羊群中有一位好奇的成员在旁观看。摄影：CHIARA GOIA
挤奶时，Diaz Bada停下来抚摸山羊，像是在给它鼓励。摄影：CHIARA GOIA
Carlos Lopez和他的妹妹Jessica在索特勒斯(Sotres)拥有一家名为Queseria Main的奶酪工厂，他正在一个石灰岩洞穴中清点熟化的卡伯瑞勒斯奶酪的数量。摄影：CHIARA GOIA
拉戈•厄西纳湖（Lago Ercina）是西班牙欧罗巴山国家公园的两个冰川湖之一。摄影： CHIARA GOIA
凯姆派克斯海滩（Playa de Campiechos），日落时分，潮水退去，一个洞穴入口露了出来。摄影：CHIARA GOIA
到达吉洪的第二天早上，我参观了市中心东面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博物馆（ Museum of the Asturian People）。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东欧国家的冷战旅游景点，但它其实是一个重建的传统阿斯图里亚斯村庄。景区内有一座建于17世纪的农舍，一条有顶的小巷，人们会在这里玩一种叫做“cuatreada”的保龄球游戏，还有一家风笛博物馆(在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风笛是一种常见的乐器)，几间名为“horreos”的传统谷仓。展区当天的主题是食物。我还参观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厨房，其简陋程度震撼到了我。
这些厨房制作的很多传统菜品现在在Esther Manzano的La Salgar餐厅都有供应。La Salgar是一家现代化的玻璃餐厅，位于博物馆内，餐厅不归博物馆所有，但他们的使命是一致的。如果说Manzano家族的Casa Marcial餐厅为高端美食增添了阿斯图里亚斯元素，那么La Salgar则是在吉洪的喧嚣中为阿斯图里亚斯人奉上的家常美食。他们的想法是让当地食客回味家常菜品的精髓，比如arroz con pitu，一种每个阿斯图里亚斯人从小开始吃的鸡肉饭。Esther表示，“餐馆里做的家常菜别有一番风味。”
洞穴，葡萄酒和更多发现
像旧金山和苏格兰一样，坏天气常常造访阿斯图里亚斯。我离开吉洪，在蒙蒙细雨中沿着海岸向东走去。每年8月，里瓦德塞利亚海滩都会挤满了来此避暑的西班牙人。相比之下，11月的海滩要安静很多，在小雨霏霏的早晨，这里如同一个可爱的渔村。孩子们在街上的水坑里玩水。成年人遛狗散步。店主们站在门口欢迎来客。
科瓦东加圣玛利亚大教堂（Basilica de Santa María la Real de Covadonga）由当地开采的粉红石灰岩建成，矗立在在科瓦东加的圣洞（Holy Cave）附近。摄影：CHIARA GOIA
蒂托·巴斯蒂洛洞穴（Tito Bustillo Cave）就在不远处，这是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1968年，一群业余洞穴探险者发现，几个世纪前落下的岩石封住了一个洞穴的洞口。他们带齐全部装备后返了回来，设法移开岩石。当他们进入到洞穴里时，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有若干个相连的洞穴。岩壁上还绘有一系列宏伟的壁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根据碳年代测定法推算，另一幅神秘的洞穴壁画绘于大约3万年前。
尽管这片遗址已经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可，但它引发的疑问要比它给出的答案多得多。为什么同一个地方的画作绘制时间会隔了两万年呢？
我在格尤•马尔餐厅（Güeyu Mar）边吃午饭边思考着这个问题。 这家餐厅装饰华丽，门口挂着一条巨大的塑料石首鱼。大厨兼老板Abel Alvarez自2007年就一直在这里烤鱼。
Alvarez擅长烹调海产品，每天都有渔船送来刚捕捞的海鲜，他也会使用自己保存的罐头海鲜。菜单上没有肉类，也没有米饭或土豆，只有海鲜、当地蔬菜，以及美味的面包卷。我吃了剃刀蛤和沙丁鱼，然后是烤牡蛎和石首鱼。佐餐的阿斯图里亚斯葡萄酒(Asturian wine)产自内陆酒厂Dominio del Urogallo，它是该省西部为数不多的几家优质酿酒商之一。阿斯图里亚斯葡萄酒由三种当地红葡萄品种混合酿制，有着凉爽产区白葡萄酒的核果香气，尝起来像海的味道。
雨又下了起来；我走出餐厅时，一条鲜艳的彩虹从陡峭的山顶一直延伸到了水面。然后我开始向内陆进发，在坎加斯德奥尼斯(Cangas de Onis)停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了科瓦东加，这是西班牙最具历史意义的景点之一。公元718年，穆斯林征服西班牙期间，一手建立起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西哥特贵族Pelagius在科瓦东加之战中带兵重创了摩尔人军队，此后穆斯林在也没有进攻过阿斯图里亚斯山区。
虽然近800年后西班牙人才将摩尔人驱逐出境，但科瓦东加之战标志着局势逆转的开始。科瓦东加有着令人惊叹的自然环境，道路蜿蜒通向峡谷，途中经过瀑布和一个小神殿。粉红石灰岩建造的科瓦东加大教堂矗立在山巅，在薄雾中闪烁着光芒。
我之前来过这里，当时没时间开车去欧罗巴山国家公园的湖泊。现在我正驾车行驶在另一条道路，前往那些湖泊。树木向后退去，视野越来越开阔，眼前出现了漫天云朵的天空。
然后我听到了铃声。开始时声音很轻，不久金属声就盖过了汽车收音机的声音。我绕了个弯，看到一群羊，看上去有好几百只，正在一排排停着的汽车前面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
我把车停好，走到附近的灌木丛中，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胸口感到了一阵刺痛。远处的山峰沉默地环绕在四周；我只能听到羊铃的嘈杂声，听起来像是正午教堂的钟声。司机沮丧地按下了喇叭，但那只会让羊群停下。它们从容地环顾四周，确信可以穿过去，于是改变了队形。
最后，离群的动物也过了公路。此时，滞留的车辆已经排满了山路。我看到汽车开始移动但我还不能走回去。羊铃叮当作响，空气里传来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山峰看起来就像大教堂的尖顶。我进入了一片羊的海洋，但没有看到牧羊人。我从未去过这样的地方。我不想离开。
